当代中国的年轻父母，特别是已经在城市过上中产阶层生活或准中产阶层生活的年轻父母，正日益被卷入到一场全面的教育竞争中。这场教育竞争的主战场，渐渐从学校转移到家庭。家庭成为教育竞争的主体，这在历史上存在过，却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和普遍。

　　家庭教育的竞争，是关于生活品质、兴趣特长、学业成绩、居住空间、优质学校教育资源分配的全面竞争，考验着家庭的综合实力。家庭教育竞争具有空前的动员能力，孩子、父母、父母的父母，都充分参与进来。兴趣班、辅导班、在线课堂，一切与教育有关的市场资源都被激活和调动起来，裹挟着家长的期待、竞争的压力、资本的喧嚣，共同形塑着当代中国城市家庭教育的面貌。

　　为了赢得这场教育竞争的胜利，家长们不得不以孩子教育为中心来组织生活。时间的安排，收入的分配、家庭关系的协调，一切行动都显得高效，却又有几分盲目。未来与目标的关系，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都不甚明确。家长高呼“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根本不知道起跑线在哪里。

　　太多家长来不及深思熟虑，只能被教育洪流裹挟前进。这种井然有序的盲目，并不是个体、偶发和孤立事件，而是大面积发生着。这种盲目，与家庭教育理念变化、家校关系调整和家庭关系变革息息相关，从总体上表现和再生产着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困境。

　　一、低质量陪伴削弱孩子主体性

　　充分强调陪伴时间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这是当代中国比较流行的家庭教育理念。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有时间、挤时间甚至牺牲事业发展机会来关注家庭教育，陪伴孩子一起成长，游戏、旅游、上兴趣班、写作业……

　　80后、90后的年轻父母们，投入到家庭教育方面的时间，比父辈当年教育自己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

　　陪伴的目的是保证父母更多时间“在场”，从而密切亲子关系。吊诡的是，在许多城市家庭，年轻父母无微不至地陪伴和照料，并没有密切亲子关系，反而使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对立了。

　　亲子关系没有因为陪伴时间增加而亲密，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情况下，陪伴时间多就会管得多，管得多就容易陷入细节，陷入细节就容易发生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不必要限制。当父母以成人的眼界、知识、经验和能力去评价孩子行为的时候，就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烦恼，甚至心中升起无名怒火。此时，孩子在父母陪伴中感受到的，就不是快乐，不是爱，而是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这种感受一旦持续，就会影响孩子心智发展，叛逆心就会增强。所谓青春期的叛逆，不只是生命周期的普遍现象，还与具体家庭教育情境有关。凡是在管教多、紧张度高的家庭教育氛围中，孩子青春期叛逆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剧烈。如果父母提早开始精细管教，孩子的叛逆症状很可能提前发作。

　　孩子往往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长大!父母“不在场”，孩子才能独立面对环境，这正是主体性成长的大好时机。有时候，让孩子独立犯些小错，未尝不是好事。管得太多了，抓得太细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就会被抑制。

　　当前家庭教育理念中，片面或过度强调陪伴，对许多父母形成了误导。其实，决定亲子陪伴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陪伴时间长短，而是陪伴质量高低。所谓高质量陪伴，是指在陪伴过程中着重树立孩子的规则意识，解决孩子成长中的目标、方向和动力问题。所谓低质量陪伴，是指陪伴过程中事无巨细，结果陪伴变成了干涉，孩子的自由空间被压缩，主体性被削弱。这种低质量陪伴，很容易起到负面效果。

　　父母陪伴，不能挤压孩子自由成长空间。传统时期，父母忙于生计，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孩子成长，更多采取放养方式。粗放养育尽管存在不足，但优点是不会抑制孩子主体性。

　　精细养育时代，如何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如何在家长陪伴和孩子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如何把握粗与细、放与收的关系，特别值得那些有时间陪伴孩子、正在全身心陪伴孩子成长的年轻父母反思。

　　二、家校关系错位导致家庭教育隐性负担增加

　　年轻父母对孩子教育过程的深度参与，更大程度上与家校关系调整有关。80后、90后在接受基础教育时，学生学习活动的责任主体是学校。学校对学生的管教力度较大。在这种模式中，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学生的成绩分化与学生能力、努力程度和教师责任心直接相关。

　　当前的家校关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学校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敢于和能够承担学校教育的主体责任了。它要求家庭来承担，它迫切需要家庭来承担。这种承担，以更多的参与和联络为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学校教育在学生分化中所起的作用在不断降低。许多地区的基础教育，为了强调抽象的公平性，越来越淡化或回避教育分化。用一种所谓的自由、轻松和平等来解脱学校责任和麻痹家长意识。当学校不再重视或有意弱化学生分化的时候，家长就必须参与进来。

　　综合来看，家校关系错位，主要表现为责任错位和功能错位。所谓责任错位，是指学校在学生学习中的管教责任降低，尽可能规避教育过程中的风险，尽可能把责任和风险外部化。此时，家长只能主动或被动调整，把责任和风险内部化。所谓功能错位，是指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不再为学生竞争和分化提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外部化了，变成了家长的任务，需要在辅导班中去实现。

　　家校关系错位，导致了所有与教育活动有关的责任、风险和成本的重新分配。旧的不均衡，被新的不均衡替代。旧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负重，由学校承担。新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负重，由千万家长承担。这种关于负重分配的结构性调整，并不是通过激烈博弈来完成，而是得益于素质教育、学校减负、家校共育等新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实践。

　　家校关系错位，是学生负担增加的重要原因。目前人们仅仅关注作业、补习等形式的学习负担。其实，这只是显性负担，更值得考察的是隐性负担。当学校教育责任、风险和成本更多向家庭转移的时候，家长就承担了比之前多得多、大得多的压力和心理成本。这种隐性负担，才是更大的负担。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教育的目标，不是取消竞争，而是为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提供公平环境。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应该享有这种环境。教育不是要取消分化，而是要让这种分化过程变得公平。所谓公平的分化，是让这种分化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竞争主体(也就是学生)的能力、努力程度。外部性因素介入越多，教育的公平性就越弱。

　　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公共教育的公平性使命，应该定位于抑制社会分化给教育分化带来的过度影响，用公共教育资源去抵消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流动、培养有竞争能力的人。现在，许多地方的公共教育正在回避或忽视这种分化，他们把影响分化的任务，交给了家庭。

　　谁的孩子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操心。家庭教育被推上了社会竞争的前台。家庭主动或被动参与教育竞争。家庭教育水平，成为影响孩子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这正是家庭教育被强化，父母深度卷入家庭教育的根本原因。

　　三、家庭教育增负与家庭关系调整

　　家庭教育竞争激烈，迫切需要家庭关系作出调整，按照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来协调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

　　一方面，代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兴趣班、辅导班、放学时间过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接送和陪伴问题。年轻父母分身无术，老年人参与显得格外重要。标配的家庭教育体系，不仅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本，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形成一个高效、灵活、有序的家庭教育后勤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更多父亲选择了回归家庭。年轻父亲尽可能退出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回归家庭生活，在妻子的赞扬、鼓励、唠叨或呵斥中深度参与家庭生活特别是孩子教育过程中——这种深度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评价好丈夫、好父亲的标准。

　　父亲深度参与子女教育过程，这是男性角色的历史性转化。对于女性而言，这是另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通过两性斗争实现的，而是依靠家庭教育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只不过，丈夫回归家庭，虽然增加了夫妻相处时间，但未必密切夫妻关系。教育理念上的分歧，教育细节上的争议，增加了摩擦甚至争吵的机会。有时孩子夹在中间，反而不知所措。

　　当然，在这场家庭教育变革中，母亲的压力最大。他们既要在职场上打拼，又要匆匆回家扮演虎妈的角色。他们全程陪伴，倾心投入，仿佛又接受了一次基础教育。遗憾的是，因为作业陪伴而引发的郁闷情绪正在一些家庭积累，偶尔爆发。

　　为了让孩子掌握教育竞争的主动权，家庭需要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以孩子为轴心组织生活。这种共同目标，调动了家庭发展能力，也在削弱家庭发展能力。毕竟，当微观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时候，就会在宏观上弱化社会生产经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而影响社会活力。

　　四、结语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教育变革中，没有多少家长可以置身事外。学校老师也在在负重前行，他们深处家校关系调整的漩涡之中，感到焦虑、被动和力不从心。

　　在没有达到新的平衡之前，家庭教育依然会显得盲目。这种盲目，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公共性弱化的产物，也是家长在社会分化、教育竞争愈发激烈背景下心理压力的直接反应，还与舆论场上教育理念纷乱给家长教育行为带来的误导有关。

　　在家庭教育的盲目性中，那些被多重力量裹挟的孩子们，并没有多少直接发声的机会。他们才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键主体，是家校关系的连接点。只有真正以孩子主体性成长为目标的教育变革，才有价值、意义和希望。

　　缺乏主体性培养为价值皈依的家庭教育，尽管能在家长或市场干预下通过精耕细作培养出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这种优异很难真正表现出他们的实际能力差异。没有主体性作为保障，普遍的优秀，很可能是精致的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