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起最后一件行李，环视了一圈空荡荡的出租屋，摸摸衣兜里的身份证，匆匆关上房门，奔往机场……忆及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午后，王浩的印象已有些模糊，但谈到“北漂”生活，还是有不少感慨。

　　2016年，王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完博士，入职北京某事业单位。三年后，他辞职来到妻子所在的四川成都，进入某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谈起原因，他坦言，自己只是重新做了一次“人生选择题”：一面是在京生活、工作的高昂成本与巨大压力，一面是来到成都、与家人团聚的踏实、轻松和充满信心，而梦想无论在哪里，都能点燃。

　　王浩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群体的选择：离开北京，或许有些不舍，但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逃离”;他们眼前，仍然海阔天空。那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种人才“外溢”现象?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是否应及早正视这一趋势，以实际举措回应人才诉求，让不断巩固的“人才引力”转化为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能?

　　看影响 结构性人才缺失或束缚创新活力

　　201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白波，第一次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一边是吉林大学讲师，白波掂量着两份沉甸甸的入职函，几经思索，最终选择了在吉大开启科研之路。

　　2020年，择业的难题也摆在95后赵宏面前。一路“过关斩将”，他终于拿下两个录用通知——同是研究所，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河南洛阳。权衡再三，他选择了生活性价比更高的洛阳。

　　白波、赵宏的选择成为不少年轻人择居择业的缩影。据《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在京就业的比例连续三年呈小幅下降趋势。

　　采访中，不少学者表示，目前来看，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才凝聚力仍然较强。就北京部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近年择业情况来看，北京仍是首选之地，硕博毕业生为留京主力军，一些高校博士研究生毕业留京率占比超五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人才创新创业报告显示，在人才最为看重的“创新创业生态”方面，得分最高的城市仍为上、广、深、北。加之近年来海外高端人才回流，北京等一线城市仍具有显著吸引力。然而，另一方面，近年来北京人才净流入率的逐年下降之势也不容忽视，即人才流出量连年大于流入量。数据之外，从多位专家学者、高校教师的体验来看，“能够感觉到近年来坚定留京或首选留京的学生有所减少”。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汪昕宇用《北京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做了说明：

　　2019年北京户籍人口约1408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约62.8万人;但同年常住人口约2153.6万人，比2015年减少了约16.9万人。

　　2019年北京研发人员数量约为46万人，较2015年增长了约32%;但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约10%，其中制造业研发人员数量较2015年降幅达到12.36%。

　　一增一减间，答案显现：总体看，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主要来自非京籍(外来常住人口)数量的下降;具体看，研发人才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以制造业研发等为代表的结构性人才流失现象较为突出。

　　此外，汪昕宇谈及，其参与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对北京市就业影响的课题显示：近5年，北京市人工智能相关岗位人才需求约65万名，其中软件、算法、机器学习方面的人才需求占比近70%;而同期北京地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不到4万人，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层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从长远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忠等专家分析，在京高校毕业生留京率下降，京外高校毕业生进京难度增加、意愿减小，长期如此，未来青年人才的持续供给有可能会面临挑战。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人才数量减少、企业用工成本增大，其负担显而易见，创新活力必然受限。如果高端制造业研发、人工智能等产业无法补齐所需各级各类人才缺口，其发展后劲会受到较大影响。

　　探原因 产业门槛、生活成本等成外流“推力”

　　“留在北京，你期待怎样的生活?”在光明智库发起的此项网络调查中，有665人参与话题讨论，其中超一半受访者希望拥有住房。就职于某央企研发岗位的宋妍在入职第四年产生了换工作的想法，她坦言，目前工资中超过30%用来支付房租，生活负担太重。除了住房，令北京某短视频公司职员徐琛担忧的是“‘网络化生存’的中年危机”。“当‘后浪’们一拨接一拨地涌进公司，我时常觉得面临压力。尤其是做内容生产，一方面要快速跟上技术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也逐渐丧失了年轻人随时转型、转行的可能性。”

　　在王浩等多位受访青年看来，“北京是谈理想的地方，但是住房压力大、时间成本高，很多现实因素会影响到工作，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求事业。有时会觉得，理想触手可及，但更多时候则发现，现实与理想很远。”

　　“住房、工作竞争等压力是个体普遍遇到的难题，也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北京的内在‘推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在他看来，部分青年离开北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北京为着力破解“大城市病”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必然挤压一部分人的留京空间;二是北京核心功能定位发生改变，明确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不再包括“经济中心”战略定位，其产业发展重点也随之集中在高精尖产业，其他产业外迁势必带来“人随产业走”的现象，部分制造业研发人员外流也与此有关。

　　与一线城市的“推力”相比，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则成为一股日益强劲的“拉力”。王浩正是被此吸引，来到成都追逐理想：住房，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申请政府人才公寓;出行，无论人在何处，乘坐市内地铁基本能在半小时内抵达主要商业中心和景区;工作，有了充裕精力扎根一个领域，专心致志、深耕细作。

　　“一推一拉”间，人才自然有了更为多元的就业选择。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魏华颖看来，如果人才高度聚集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反而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人才合理有序流动能促进城市均衡发展，为流入地注入更多活力。个人需结合实际理性选择，才可博得更好的未来。同理，城市也应以发展目标和产业需求为导向，吸引匹配度更高的人才。

　　为城市长远发展计，北京更加需要怎样的人才?记者翻阅了2018年北京市印发的《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提及，应根据“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立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把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体育、金融、高技能、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人才都囊括其中。汪昕宇介绍，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企业不仅需要相关技术研发人才，也需要为其应用、维护提供优质服务的高技能人才。

　　寻对策 依托京津冀，拿出真举措，创造良好人才生态

　　抱着电脑、拿着水杯，刚从望京某大厦会议室走出的文竹略显倦态。落地窗外夜色已浓，她低头看了看表，已经9点。朝九晚九，这样的工作时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还好，一旦投入进去就挺兴奋。”文竹说着，眼神亮了不少。几年前，她从巴黎第十一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几经辗转，入职某大型电商平台从事无人驾驶算法研究。“我看中的是技术落地场景，公司有一些业务能够让研发技术落地。”

　　郭帅在西北工业大学本硕博连读毕业后，入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某在京研究所，吸引他的是单位在信号处理与探测感知研究领域的优势及未来发展：“我比较关注专业是否对口，也更看重技术研发、拓展的潜在空间。”

　　“从小环境来看，要留住人才，关键是用人单位得打造‘天高任鸟飞’的平台。”魏华颖表示，比如，多元的晋升渠道、完善的培训机制、科学的管理与激励。

　　2020年，汪昕宇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她发现，有的企业将研发岗挪至京外，推行远程办公，既节省了员工通勤时间，又节约了企业用工成本。与不少年轻人交流后，她意识到，开放、包容、轻松的工作环境备受推崇，“让人发挥价值没必要将其‘捆绑’在固定区域”。

　　除了“小环境”，更多专家则关注北京引才用才“大环境”的改善。

　　“说到底，充足的人才供给是源头。”汪昕宇认为，当前需进一步明确北京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类型、精准测度人才缺口，在引才、留才政策方面更有针对性，还应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注重相关人才培养，夯实人才储备基础。

　　“能安居，才能立业。”赵忠认为，要在“住者有其居”方面下功夫。例如，科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商业用房向住宅转化，试点单位用自有用地建设职工宿舍等。

　　从更广维度看，深化京津冀一体化是疏解人才问题的重要抓手。专家表示，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实现区域一体化，势必解除更多人的后顾之忧。伴随京津冀快速通勤系统的完善，员工完全可以北京办公、外地居住，带动居住地的消费市场，促进其长远发展。

　　近期，魏华颖正在参与“首都国际人才社区建设”的课题。她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创新链、产业链吸引高层次国际人才;另一方面，要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引才与育才应该齐头并进”，这是多位专家强调的重点。他们表示，人才成长无法做到立竿见影，不少年轻人可能10年、15年后才会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倘若因为内部管理、住房医疗等问题牵绊住他们的脚步，不能不说是城市发展的损失。所以，“筑巢引凤”之后更要“筑巢养凤”，为人才培养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