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曾电话采访了这个团体中的一名成员，这个自称为尤尼斯的比利时人，称自己已经在叙利亚霍姆斯待了两个月，但是他坚称自己没有杀过人。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受到了歧视。他还表示，“如果你数年间都在欺负一个人，他自然会反击。”

　　梦见儿子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

　　尚塔尔·勒庞说，儿子阿卜杜勒有时也会从叙利亚打电话回来，他还告诉妈妈，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从不抱怨。在经过多次劝说之后，尚塔尔·勒庞现在也不再要求儿子尽早回到比利时。

　　阿卜杜勒还在一次和妈妈的通话中提到了美军的空袭行动，“因为电话是被监听的，这太危险了，妈妈。”然后他挂了电话，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阿卜杜勒的母亲尚塔尔·勒庞说，现在她经常在布鲁塞尔和其他15个有着同样遭遇的母亲见面，他们的孩子也在叙利亚。她有一次告诉其他母亲她曾经做梦，“我看到阿卜杜勒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携带武器，他是和平的。”

　　尚塔尔·勒庞还说，阿卜杜勒还回家吃了饭，她也做了儿子曾经最喜欢吃的饭菜——烤宽面条，这种上浇肉末番茄汁的主食，自从阿卜杜勒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就一直没有吃过。

　　比利时“激进化”探因

　　地区贫困 重工业衰败致贫

　　实际上，地处欧洲两个最大经济体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比利时，数十年来，每年吸引数十万旅客到当地旅游，但现在面对冷酷的新现实就是，它也是极端分子的游乐场。

　　这与当地经济不景气有关。据报道称，莫伦贝克是布鲁塞尔最为“贫困”的郊区，官方数据显示，该地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而比利时全国平均失业率仅为8.4%——在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重工业衰败之前，因靠近运河，莫伦贝克成为底层工人的聚居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移民也住在这里，但随着重工业的衰落，这里开始没落。近年来，运河两旁都是空置已久的厂房，毫无生气。

　　因贫困而走向极端的不只是莫伦贝克，比利时东部小镇韦尔维耶也是一个典型，韦尔维耶是比利时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该镇进行了调查，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人们去参加极端组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当地五万多居民中，大约15%具有移民背景。在 2015年初，比利时警方接到预谋实施恐怖袭击的线索，因而对该地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搜查，两名极端主义者用自动步枪向警察开火，随后被击毙。

　　就业歧视 新移民失业率高

　　欧洲反种族主义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便新移民以弗拉芒语或法语为母语，也依然会被视为外国人。此外，比利时的企业可以轻易地出于宗教原因拒绝一个求职者——尤其是佩戴头巾的女性穆斯林。

　　欧洲反种族主义组织2012年的一项调研更指出，那些在欧盟以外出生的人的失业率是比利时出生者的三倍。而极端组织则利用了这种现象，尝试向当事人灌输极端理念。

　　尽管这些问题早已为人所知，但是比利时当局依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移民融入措施。相反的是，安特卫普市2009年出台禁令，禁止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而在2011年，比利时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禁止全身罩袍的法令，不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电影院里，公众场合身着罩袍的女性将被罚款137.5欧元。据称，在全国20万名穆斯林女性中，迄今有270人遭到罚款。

　　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恐怖问题专家迪法拉欧就表示，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比利时政府应该加倍努力促使新移民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这才是消除滋生极端势力土壤的前提。

　　政治分歧 跟踪极端分子难

　　巧合的是，在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发生的三天前，比利时内政部长让·雅姆邦在参加一个电台活动时表示，比利时政府对莫伦贝克并无控制权——部分原因就在于比利时政体太复杂，讲弗拉芒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之间存在太大的裂痕。比如，布鲁塞尔地区有六个不同的警察局、19个自治市，而这些自治市的市长彼此之间往往并不会沟通或者分享信息，“布鲁塞尔地区不同自治区之间分歧太大了。”

　　政府监管的失控，也导致莫伦贝克成为一个“黑洞”。布鲁塞尔伊提内拉学院资深研究员邦耶什就指出，当地的武器黑市蓬勃，“只要500到1000欧元，就可在半小时内买到枪。”他说，“莫伦贝克是极端分子和罪犯的休息站，你可以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比利时内政部长让·雅姆邦提出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大部分加入极端组织的比利时人并不是移民，而是全家几代人都住在比利时的比利时公民，这让当局很难取消他们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以防止他们前往叙利亚。